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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健民:中国崩溃或是和平转型?──覆王卓祺-墙外楼

来源:免费注册即送体验金  作者:开户送彩金可提现  发表时间:2018-06-06 19:43

  中央政策组顾问王卓祺在本栏一篇〈民主寄托于虚无缥缈的希望〉,将我说成是「中国崩溃论」的支持者,原因是我在 3 月 4 日在本栏发表的文章中有此一段文字:「中国现时的发展模式是不能持续的, 10 年间必有大变,届时会为香港提供政改的机遇。」

  政治变革有多种形式

  我一向不采用「中国崩溃论」的说法,是因为即使中国政治出现剧变,不代表中国便会崩溃。当然,以目前中央对西藏和新疆等地的高压管治方法,一旦中共下台造成主权分裂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但由于政治变革有多种形式,变革后以何种体制(譬如联邦制)取代现时的「单一制」,对中国主权的完整性会有不同程度的冲击,不能一概而论。

  中共一直忌讳港人高喊「结束一党专政」,其实一党专政可以透过暴力革命结束,亦可以是党内分裂促成,甚至是由政府带动、和平有序的民主改革达至,路径不一而足。结束一党专政,亦不代表打倒共产党。假如是由中共自己带动民主改革,一党专政结束后,中共能够参选甚至继续管治都有可能。台湾不就是在蒋经国领导下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开放报禁、党禁,而在结束一党专政后,国民党还继续执政吗?

  我认为中国在 10 年间要面对重大变动,是因为现时的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不得不触动政治改革。现在的发展模式所以是不可持续,首先是因为改革 30 多年来仍未发展出一套权力转换的机制。不单是江泽民藉党内你死我活的权斗中乘势而上,到了习近平上台,同样要对薄熙来和周永康等政敌进行残酷斗争。如果连政治领袖的产生方式都不能制度化,谈什么模式?

  其次,中共贪污问题的严重已超乎许多人的想像。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中国贪污问题的,当时还判断中国的情况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不同,并非权力愈大,贪污问题愈严重。原因是要爬上中共的顶层必须通过重重考验,如果涉及贪污,很容易被政敌攻击。事实上,过往很少中共领导人被指控贪污腐化,但观乎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等敛财至富可敌国,可见腐败问题已从底层灌通至权力顶尖。

  研究贪污问题的学者都知道,贪污在经济发展初期可扮演「润滑剂」的角色,以「利益刺激」打破官僚系统的繁文缛节。但要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发展出一个相对公平的游戏规则,促进竞争与创新,此中包括政府监管、产权保护、公司管治、司法独立等等,都是与贪污水火不容。高教育人士特别痛恨贪污,因为他们是最受惠于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现在中国每年培养百万计的大学生,他们将如何看待一个贪污大国?

  最后,今天中国的高增长是建筑在「消费未来」的基础上。粗放型生产和暴发型消费,让穹顶之下,大地窒息,最终将以无数的生命和沉重的医疗支出作为代价。由于这些问题已广受关注,在此不赘。

  从上而下反贪交易成本高

  习近平对这个社会主义大国已沦为「权贵资本主义」(孙立平教授语)应有深刻认识,亦是这种亡党亡国的危机感驱使他兵行险着反贪打老虎。但习近平的改革模式是尽收天下兵器,树立个人权威,以从严治党作为救亡手段,反贪为介入点。改革的思路是从上而下、不假外求,禁止传媒和公民社会制造干扰。中共反贪吊诡之处,是一面在救亡,一面在自揭疮疤,摧毁自己统治基础。因此,这种改革有如医生和自己动心脏手术,愈认真愈要停。

  当然,以从上而下的方式反贪不是不可以,新加坡便是成功例子。但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以这种方式反贪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特别是因为「信息不对称」 问题,中央政府要掌握地方官员的贪污渎职行为非常困难。反贪运动雷厉风行时,地方官员会以少做少错来避风头甚至抵制压下来的监督措施。如果没有进一步制度化反贪工作,风潮过后往往故态复萌。

  其实要减低反贪的「交易成本」,有效的做法是容许受官员权力影响的民众参与监督,但这涉及增加政府透明度甚至是言论自由。香港的反贪成功经验告诉我们,除了领导人(港督麦理浩)的决心、廉政公署独立反贪的权力外,社区动员(举报和教育大众)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传媒的监督和公民社会(大学生「反贪污捉葛柏运动」)更是激发或确保反贪的政治意志不会后退的压力。即是说,习近平上台后不断挤压传媒与公民社会的空间,只会令这位为自己动手术的医生随时可缩手叫停。

  我对习近平这种反贪方式没有信心,更担心会引发利益集团的反扑。假如反贪因触动太多既得利益而叫停,民众的不满恐难控制。过往的调查发现中国民众对地方官员信任度很低,但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极高。但这两年来暴露出中央要员严重的腐败,有否打破「中央是包青天」这个迷思,值得留意。由于中国缺乏有组织的反对力量,民怨往往转化为零散的骚乱,几年内出现革命的可能性不高。但假如党内利益集团分裂,利用这些民怨来进行政治斗争,后果难以预料。假如习近平明白到在一个大国反腐,必须借助社会力量和独立的监督和司法系统,在面对各样抵制后不是知难而退,而是转而建立体制内外的制衡机制,那中国才真正走入现代化的正轨。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如此复杂的课题,我没有简单地接受了「中国崩溃论」,一定让王卓祺失望。相反,一向对中国发展持乐观态度的 David Shambaugh 教授最近在《华尔街日报》为文,提出〈中共统治已迈向尾声〉 的说法。我一直都同意他在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的观点,即中共虽是专制却有非常强的调适力。但今日的他却打倒昨日的他,加入了「崩溃论」行列,可见事情并不像王卓祺想像般简单,对中国没信心便是「缺乏文化历史智慧」。

  其实谁能预测未来?我只知道中共正处在十字路口,在习近平任内,可能因为他的强硬作风引发剧烈的党争,但他亦可能因势利导转身为中国的蒋经国。在此变局,香港的故事仍未写完,大家何不带着希望步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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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国际媒体和知名学者再次预测中共的前景,以欧世林(auslin)和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等人为代表,纷纷在《华尔街日报》撰写《共产党的黄昏》和《正在来到的中国崩溃》等文,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关注。

  中共的黄昏和黑夜一定会来临,这是事物的规律,黄昏与黑夜只是迟早的事。中共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超级强权,真的能在短短的六十五年执政之后,迅速坠入暴秦、隋朝和苏联等分崩离析的结局么?预测未来是一件难度较大的事情,尤其是预测中共崩溃的临界点,一定应该严肃、客观、理性、冷静。而分析中共的黄昏和黑夜如何来临,应该比预言中共的黄昏和崩溃更重要。

  沈大伟的文章提出中国濒临崩溃的五大理由或者五大症状——中国富人在加速逃离,习政权的强硬措施引发不满,各级官僚普遍存在假大空,党政军严重腐败,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等等。作为国际事务方面的专家和中国项目的主任,作为华盛顿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中共王朝的座上客,华府与北京眉来眼去的亲中共派学者,现在也能唱响报丧的夜曲,确实非同寻常。正因为这些学者不是对极权主义长期持批判态度的人,他们在学术上反戈一击,就更应该重视。沈大伟的文章,如同医生看病,已经看到中共老朽政权在病榻上的种种症状。

  “四病”缠身将伴随中共王朝黄昏

  但是作为一个对极权中国有更切身体会的人,我认为中共的病症远不止沈大伟看出的五症状,中共有以下四种致命病症忙于应付:边疆纷争,官吏腐败,生态灾难,民变抗争。

  中共的风烛残年,黄昏和黑夜将伴随着这四个病症走向终点。

  ·边疆纷争

  中共既然不肯走美国式的民族熔炉策略,却去捡拾苏联的民族划分唾余,强行划分出56个民族来,动不动把56个民族56朵花挂在宣传上,现在有些花朵下面正埋伏着鲜血。边疆的分离主义不仅耗损中共巨额的维稳经费,而且极端主义的暴力已经从边疆蔓延至内地,无论是金水桥撞人还是昆明火车站砍人事件,这些伤口和裂痕短时间不会愈合。强大的帝国,在边疆问题上都非常困难,罗马帝国,东汉帝国,苏联帝国,可以说无一例外,边疆的局部炎症都加重中枢的大脑感染,中共帝国也无法避免这一命运。对中共而言,雪上加霜的是,原本收回香港的政治红利正在消失,香港从政治上而言将成为中共的负资产。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给中共脆弱的政权合法性上增添了民族主义的分数,但天下事利弊相随,岂有中共接手香港的好处,不给中共增添困惑?当中共向香港普选落闸,香港抗争的民意铺天盖地,占中运动、雨伞运动,将会以新的形式和版本在香港存在,而大陆的民主火星也在等待时机燎原。

  ·官吏腐败

  中共的腐败,几乎可以说空前绝后,举世独步。无论是党国铁帽子王还是底层硕鼠,贪腐无度,激起的民众愤懑,虽不足以一举吞没政权,但社会糜烂,肌无力,行不动,危机处处的险象,中共高层比谁都看得分明,所以习庆丰登基,头等大事就是要遏制“击鼓传花”,用反腐败拔掉“定时炸弹”的引信。但是腐败体制不改,不可能清洗腐败,无论是朱镕基的“棺材自备论”和王岐山的“不信邪论”等牛气冲天的大言,都无法抗衡政治学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阿克顿定律。

  ·生态灾难

  环境的灾难,与人祸相连。当一个国家为一个老迈政党独大把持,信仰坍塌,道德颓坯,前三十年人斗人,以阶级斗争为纲,后三十年向钱看,以GDP为纲,整个中国大拆大弄,建筑与纲常一同被摧毁,城市房屋像耕地一样犁过一遍,新农村建设哄农民上楼,好把土地进一步弄到手;整个“拆那”(China)变成一个大工地,当局及其合流的房地产商向天向地向人要GDP,制造扬尘的巨大现象,居然不被提及在雾霾形成的原因中,可想生态灾难怎么能够避免呢?至于河水发红发黑,如同法老王的埃及尼罗河血水之灾;土地的重金属污染,食物中互相下毒,这个社会的溃烂能够可持续吗?

  ·民变抗争

  与腐败和生态灾难密切相关的,就是民变不断。奔走在上访路上的冤民,本是这个体制的底层受害者,每年截访的大军和上访的大军一同奔走在去往帝都的路上,形成一部诡异的人间悲喜剧;但是也有很多民众不上访,就地形成民变。帝国盛世表面红光四射,但是虚浮肿胀的帝国,实际脆弱不堪,往往一个交通事故,一起市井城管与小贩纠纷,就能引发千人围观,堵塞道路。更有因为抗议污染,抗议工资拖欠,抗议拆迁,民变的规模与数目,可谓达到历代王朝末年的巅峰。从历史的教训中看,中国的民变往往是大规模突发事件的序曲,民变如同鼎沸之前的小气泡,小气泡越多越密集,鼎沸之时就越加临近。

  中共延年长气的“八字”方略

  中共作为一个有着90年夺权、掌权经验的政党,其生存能力绝对让观察家刮目相看。在苏东波吞没东欧苏联共产政权之后,中共却奇葩独放,“盛世”又近30年,没有点独门秘笈,可能吗?中共首先应该感谢秦始皇、忽必烈、康雍乾等征服者和统治者,这些人已经打造了奴隶民族基因,把中国人的勇气和血性,把中华传统的精华消磨殆尽;中共其次也得益于“与时俱进”,适应环境、变换颜色,金蝉脱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该打到孔家店时就打到,该批林批孔时就批判,该到处建孔子学院就建学院,全然不顾孔老夫子学说中的礼义廉耻四字,有此厚黑神器在手,有此愚民奴隶基因遍布,天下事,何坚不克?

  然而近年来,四病夹击,加上民智渐开,互联网风云激荡,舆情千夫所指,专制极权竟如厕中之鼠,惊恐无日。尽管一帮吹鼓手,一会儿吹嘘实质民主、特色民主,一会儿大言集体总统制,一会儿继续勾画政治改革大饼,无论如何巧舌如簧,极权专制就是极权专制,好像梅毒大疮上再由御笔上色涂彩,依然是梅毒大疮,臭气脓水依然阻挡不住奔涌。

  在此之际,党国彷徨无计,无数资源在手,却需要维稳无缝覆盖,一国之民,皆可成为维稳对象,可谓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中共阻挡黄昏与黑夜来临之策,八字可概括:洗手机北京pk10开奖直播 脑,恐吓,遏制,打击。

  无奈,洗脑渐已不灵,信的人数正在急剧减少;恐吓依然有效,但不惧恐吓的人正在增多;如果恐吓全面有效,100个兵卒能看住全城100000人,假如有100个不畏惧的人,那么全城100000人中的99000人都将被100个兵卒惊恐地视为潜在的敌人,统治与征服如何维持下去?剩下遏制与打击一途,遏制结社组党,遏制街头运动,打击民主人权人士的互相沟通与集结,对口炮党转世为行动党予以镇压。是故,一饭局,一卡拉OK,也得兵临城下,老鹰抓小鸡;是故,81岁老作家也得牢房伺候,70岁女记者也得电视认罪,铁窗之下,民主人士被抓数不胜数,仿佛如果不抓,这些民主人士的言论、写作、饭局、上街、举牌就如同“掘墓铁锹”,就会成为洛阳铲,一举会将极权专制的老墓连同广场上的干尸腊肉掘将出去了似的。

  黄昏已至,黑夜将临。历史的一局大棋将残,中共的王座在棋局上正面临民主小卒们升变后的叫将。中国的时局绝不会像某海外学人所言是中共能够“溃而不崩”,专制崩溃需要外敌的入侵等四条件。果如此,阿拉伯之春何以成功?苏东波何以成功?但中共是拥有庞大资源的政党,也有着丰富的应对各种挑战的经验,又有着专制历史土壤和奴隶基因遍布的环境,中共政权的崩溃将是长期的过程。作为21世纪最壮观的历史大剧,伴随着崩溃的各种苦难甚至血腥,人们也应该做好心理准备。极权穹顶笼罩下的人们,将观看或参与这一历史大剧,穹顶谢幕,砸下的尘烟将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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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美联社)——徐星所住的一楼公寓距北京地标建筑鸟巢体育场仅几个街区,他身兼语文教师、作家和自由纪录片制作者的角色,一直在急切而尽力地保留着中国的历史禁闻。

  身材高耸的他今年58岁,通常独自环游中国,每天录下了数小时的采访视频,受访对象是国内曾遭关押数年的人们,他们在十年社会动荡时期——文化大革命——赤裸裸地被控为政治犯。徐星把录下的镜头剪辑成了纪录片,但他只向自己信任的人在卧室或咖啡馆里播放这些纪录片——它们保留着几十年来不为人知的历史记忆。

  「我这么做是希望这段历史不要在中国重演,对此我不知疲倦,」最近的一个下午,徐星坐在他厨房顶部的编辑间里说道。「我告诉受访者,『很明显,我没法带给你金钱或其它报酬。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其他人知道你们的故事。』」

  中共热衷于不断强化其自己书写的中国历史,而徐星诉诸真相的纪录片则成了一种违抗之举。政府通过控制本国的课堂言论、博物馆和书籍、以及公众生活的其它领域,极为成功地抹除或淡化中共治下的历史。

  1989年的那场大屠杀,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大批亲民主的学生,学者们称有上百名抗议者和围观者死亡。但向30岁以下的中国百姓问一问这个话题,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一概不知,最多也就是略知一二。20世纪里中国历史的其它黑暗时期同样被遗忘,比如50年代末的大饥荒——主要归咎于政府极速推动工业化,还有1966年至1976年间数百万人遭受迫害的文化大革命。

  傅景华(Fu King-Wa)是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新闻与媒体学的教授,他说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来自中国大陆,他们通过他的课首次知道了天安门大屠杀。

  香港是一座半自治的城市,比大陆享有更多的自由,而在大陆,研究并宣传中国历史的人们常常遭受审查,或以寻衅滋事为借口被监禁。

  「专制限制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官方想创建统一的版本来解读该历史问题,」傅景华说。

  徐星和那些隐秘的历史学家们凭一己之力去保留那些照片,去采访目击者,或是去收集档案——中国政府禁止大部分国内的历史学家们这么做。

  尤维洁的丈夫死于天安门大屠杀,她和其他40多名遇难者亲属们接受过采访,并把音频及视频记录存储在了海外,有些能在网上看到。

  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保留有很多他父亲的旧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下了文革期间的中国军队毁坏西藏西部的寺庙、迫害喇嘛和官员。2006年,台湾的一家出版商把这些照片集结出版。

  在中国,还有一些人出版地下历史杂志,或用绘画来保留他们对中国历史禁闻的记忆。

  这些隐秘的历史学家们暴露在警方的监控之下,甚至在很多事例中,这些人几近贫穷,因为他们鲜有机会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谋生。

  唯色、尤维洁和徐星称他们担心接受美联社的采访,但他们称自己早已成为了警方的监控目标,所以愿意承担额外的风险。

  「他们害怕这些历史被曝光,」徐星提到中国官方。「他们不想让任何人看到这些纪录片,这些纪录片记载着他们的罪行。」

  令中国政府担心的是历史修正——2013年,一份据信是党内的机密文件被曝光,文件阐明了历史修正,香港的一家报纸率先报道了此事。

  「文件称,批评者们认为中共「一错再错。」文件还警告,「历史虚无主义」拒绝了中共书写的历史,「这无异于否认中共长期执政的合法性。」

  然而,对于这些中国隐秘的历史学家们来说,保证悲剧不再重演的唯一方式就是记录历史。

  唯色是一名藏族诗人,她说自己在孩童时,好奇父亲为何把西藏被毁坏的场景照下来,尤其是父亲在60年代是一名解放军,他被发配到那里协助政府掌控局势。后来,她说自己返回了家乡,寻找那些照片中的人们。

  「很多人早就去世了,」她说话时正坐在一个私人供桌旁边,这个供桌是她为藏人流亡领袖达赖喇嘛(Dalai Lama)所设立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件很紧迫的事情。记忆对于人来说很重要,人在,记忆就在,人没了,记忆就没了。」

  在不同的时期,唯色因为自己的作品而被监禁在家。尤维洁称,她早已被监控,警察一直驻守在她的公寓楼的一楼。当徐星探访那些文革幸存者时,他常被当地警方打断问话。

  他们所寻找并纪录的历史常与中国政府1949年起记忆中的历史产生分歧,那一年,中共在一场浴血内战后掌权。

  按照政府的口吻,天安门广场中要求政治改革的学生抗议者们意在发动「一场反革命动乱,」运动中仅有300人左右被杀——这一叙述与其它来源所统计的1000多名遇难者人数恰恰相反。对于50年代大跃进所引发的饥荒,学者们称死亡人数在3000万人以上,官方版本则称其为「3年自然灾害,」仅有不到100万人死亡。

  中国政府承认过文革中的部分错误,称这场政治清洗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倒退,造成了最严重的损失。」然而,中国媒体极少提及这段时期,除了私人的收藏,罕有那段时期的遗物。

  遗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些受害者们既未受到公平的待遇,也未获得补偿,艾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的历史教授周逊说,他就大跃进饥荒及其它历史事件曾采访过数百名农村地区的人。

  逃避那段历史阻碍了和解,在其他的社会中,这种和解有助于治愈历史遗留的创伤,她说。

  「要想和解,就要公开探讨,就要直面这些未解的历史问题,」周逊说。「现今,国家忘却历史,唯有个人在记忆,缺乏一种共同的记忆。」

  何晓清(Rowena He)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讲师,她曾记录下了天安门大屠杀及随后的事情,她说,未缓解的紧张氛围和对历史追述的厌恶,共同影响着当今的中国。尤其是1989年的镇压,它随后被从国家的记忆中剔除,其告诫着中国人不仅要怀疑政治,而且要畏惧历史,她说。

  「就天安门大屠杀来说,他们不仅扭曲了事实,而且扭曲了价值观,」她说。「犬儒主义、冷漠、唯物主义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也改变了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

  尤维洁说,她投入毕生心血收集档案,只有那样,1989年大屠杀及其遇难者们——包括她的丈夫杨明湖才不会被中国社会和世界所遗忘。

  时年42岁的杨明湖是一名公务员,大屠杀之夜,他在听到枪声后骑着自行车前往天安门广场,膀胱不幸中弹并于2天后去世,撇下了尤维洁和年轻的儿子。

  之后,尤维洁与其他的大屠杀遇难者亲属们联合起来,寻找能为那场流血事件作证的人们,她因此面临过自己的材料遭没收及不断的骚扰。

  「虽然我们因为没有权力而显得软弱,」尤维洁说,「但我们不想让这些事情消逝,不想任历史将其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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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美國後,歐盟近日亦猛烈抨擊中國計劃推出的最新互聯網安全法規。歐盟執委會稱,新法規對訊息技術領域的外國公司是一個「巨大的壁壘」,又指這些法規相對全球其他安全標準來說走得太遠。

  去年九月,中國銀監會發布文件要求,從今年起,各銀行業金融機構對「安全可控」訊息技術的應用以不低於百分之十五的比例逐年增加,直至一九年達到不低於百分之七十五的總體佔比,不料這一維護中國金融訊息安全的正當舉措,卻遭到歐美企業抗議,奧巴馬內閣多位高官早前更向中方交涉,指摘銀監會新規損害美國企業利益。

  另一方面,中國立法機構已經二審的《反恐法》草案,亦要求外國科技企業向中國政府提供密鑰、並將用戶數據存儲在中國境內,同樣招致華府猛烈抨擊,奧巴馬親自上陣指摘中國,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更稱「中國起草反恐法時應諮詢美國政府和企業界」。據美貿易部門高官指,美國將持續游說中國喊停有關規定,並已獲得日本、歐盟以及其他貿易夥伴支持。事實上,西方國家之所以極力反對銀監會新規和《反恐法》草案,說到底是因為相關法規迫使美歐企業在中國市場和網絡安全之間作出抉擇,而不能像以往一樣,魚與熊掌兼得。

  銀行數據 核心利益

  銀行數據的安全關係到國家的核心經濟利益,過去,鑑於美歐企業在訊息技術上的領先,中國銀行業的數據處理大多交由美歐企業,但在斯諾登曝光美國監控其他國家,且這些大公司與美國中情局也有合作關係後,中方意識到將銀行業數據交由外國企業維護,存在巨大安全隱患,必須強化這方面的安全要求,因此從法規上進行規範。今後外國IT巨頭進入中國市場,就需到主管當局註冊,在它們看來,中方的此一要求,將使公司機密、安全郵件以及加密數據面臨風險,其不滿可想而知。

  然而,雙方圍繞銀行新規的爭論並不僅僅是一場貿易之爭,還含有意識形態的意義在內。對西方國家而言,若按中方要求,將公司密鑰、源代碼提供給中國政府,並將用戶數據存儲在中國境內,等於給後者留下監控「後門」,不僅於企業道德不合,更有違西方一向信奉的網絡和訊息自由,這已不是單純的市場問題,而上升到意識形態的高度。換言之,將公司關鍵的技術和數據交給中方,雖然可能獲得中國市場的商業利益,但違背了企業的立命基礎,萬萬不可。

  商業利益可以討價還價,但事情一旦涉及意識形態,恐怕難以妥善處理。中國政府能否頂住西方的壓力,尚未可知,但有消息指,《反恐法》三審將延後,似乎表明西方壓力已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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